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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华:发展研究需要不断从生活实践中观察总结和提炼
点击次数:   发布时间2013-05-29 17:23:49

  作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开创者和新发展经济学的倡导者,张培刚先生在长达80年的学术探索中,始终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从中国生活实践中观察总结和提炼。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亲身体会到农业劳动的艰辛,中国农民生活的困苦。在他幼年时期,就萌发“救国图存、振兴中华”的志向。他提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探索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可行途径”。 先生一生的事业,就是在践行这一探索。
闻名世界的发展理论源于中国调研

  1934年6月,张培刚先生在武汉大学毕业,旋即按预约选送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该所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领导,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反对泛泛空论。先生在该所工作达6年之久,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镇和农村,了解民情,掌握第一手资料,先后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书,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完成了《中国粮食经济》(手稿)。此外,他还就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粮食经济和农村调查方法等问题,在《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经济评论》等刊物上撰写和发表了多篇论文。

  正是通过数年持续对中国农家经济和粮食问题是系统调查研究,他获得了有助于后来学术研究的许多重要认识。例如,第一,所谓“南人食米,北人食麦”的说法,过于笼统。实际上,南方人中小贫困家庭,食用杂粮比重很高;北方贫困人中除少量小麦外,食用杂粮比重也很高。第二,不能犹豫有些年份米粮紧扣甚多,就认为当时我国粮食不能自给。在我国二三十年代,我国沿海地区大量进口洋米,主要原始海关主管权在洋人手中,再加上国内交通不便、沿途关卡重重,运费等交易费过高;第三,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无论四农民的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都不存在完全竞争。这一观点完全不同于当时经典教科书的表述。第四,当时农民每年的辛勤劳动所得,一般抵不上缴纳地租和政府税赋的负担数。总之,这一系列调查研究,为后来创立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金”。该书是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理论成为后来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奠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基础,被国际上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先生主张: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行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当然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必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调整之间、以及农业国与工业国三重关系。时至今日,这一理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发展中国家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形成这篇论文的基础是在国内进行了6年时间调研的学术实践,其中将粮食运输成本与交易费用分开,并将交易费用与组织、与规则联系起来的论断,比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方学者要早提出很多年。

  张先生对于调查研究的重视,一以贯之,即使在七八十多高龄,他仍然坚持到乡村、工厂等走访,每年寒暑假结束后,还要专门听取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调查座谈。1988年3月,先生已经75岁高龄,亲自担任了刚刚成立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是中心成立以后的首届研究生。我们经常参加由先生亲自主持的研讨会,每两周甚至每周一次,年轻老师、研究生全部参加。这样的传统一直保持到先生九十五岁高龄(因听力不佳难以继续参加)。

  研究经济必须富有责任感,要有调查作为基础

  投向先生门下的弟子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或来自农村或愿意研究三农问题。记得初次与先生见面,当他了解我出生农民家庭,曾鼓励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这也是我当年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科的原因。”

  先生常常说,研究经济必须要有群众观点,考虑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记得20年前,先生提出武汉的小康标准:不一定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而应该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在冬天用得起暖气、夏天不愁冷气。

  对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先生一直认为:西方式的工业化模式—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农业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实行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必须处理好农业与工业之间、工业发展与农业调整之间、以及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三重关系。这些思想是先生开创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成为指导我们协作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的基本观点。

  先生也常常告诫我,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调查基础上。有一次,先生给我们来自农村的学生出了一道题:“如何从牛的牙齿判断牛的年龄?”结果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然后先生给我们仔细讲解了“四牙”“六牙”“齐口”与牛的年龄的关系,并强调观察调查的重要性。

  2006年先生和我共同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开题会上,先生一再告诫我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一定要克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思想作风,要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探索,才能取得较好的成果,也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正是在先生指导和敦促下,课题组深入工厂、农村,历时4年圆满完成任务。

  从细微处观察大道理,从现实生活发现大学问

  先生是以为举止可爱、言谈风趣的长者,常常从生活细节中寻找灵感。1988年我亲耳听先生讲了一段放牛的故事:1973年在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改造时,一人放四头大牯牛,喂养得比别人都要好。这段时间放牛的经历,使他领悟到深陷泥坑的大牯牛,只抓牛鼻无法助其摆脱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来牛肚子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构成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1988年我第一次参加先生主持的研讨会,它提出的题目就是“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从当时西方介绍过来一些文献看,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发展经济学总体看法是在兴盛一阵之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有个别西方学者提出“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由兴盛到巨衰的转变,先生认为:大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时代赋予的发展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因此,发展经济学不应该消亡,而应该从研究范围内容和研究方法加以改造和革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发展经济学”。1988年10月,在青岛召开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华东分会上,先生系统提出了上述构想,立即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随后三、四年间,来自全国二三十位中青年学者紧紧跟随先生广泛调研,研讨新型发展经济学。1992年10月,就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召开的前夕,《新发展经济学》正式面世。这是一部运用历史的综合的分析方法,首次试图建立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的著作,为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先生年届八旬,以老牛奋蹄精神在学术征途上作第二次探索,建构了新发展经济学,结束了由西方经济学家垄断发展经济学的局面。他反复强调,“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